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这个时代的豪杰是在五代都当过官，还做到宰相的冯道。冯道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者，他见当时没有值得自己尽忠守节的王朝与君主，因此完全不介意自己多次变节，他认为即便政权交替，只要人民不至于卷入战火，那便不是什么大事，他可谓是安养人民的专家。
宋代豪杰是靠科举进入士大夫官僚阶级，跻身政治机构中枢的王安石。王安石大胆推进名为“新法”的政治改革，想要剥夺有钱人和高官的特权，让国库有收入，贫民能够变得富裕。然而急进的改革引起了党派斗争，最终还把整个官僚社会拖进了泥潭，而新法也没能取得成效，最终以失败告终。
成吉思汗率领着无敌的蒙古大军入侵中国北方时，又一名罕见的豪杰出现了。他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政权皇族的后代，在辽国被女真族的金国灭掉后侍奉金国的耶律楚材。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首都燕京时，耶律楚材投靠到成吉思汗麾下，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之后耶律楚材以自己作为守护文明的盾，对抗蒙古人那种崇尚攻伐与杀戮而又野蛮的“草原上的做法”。他的努力让许多城市免于屠杀，也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明太祖朱元璋称之为“吾之子房”，让他担任军师，对他十分信赖，同时为人又刚直不阿的刘基。15世纪初，在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皇帝年间，虽然身份是不被人待见的宦官，但却担任大舰队的司令，七次下西洋的郑和。然后到了清代，五岁即位、六岁入住皇宫紫禁城，在长大成人后以儒家理想主义思想建构新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清朝繁荣基础的顺治皇帝。清末面对欧美列强入侵中国而果敢对抗的左宗棠。左宗棠并不是典型的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他是个实学派，又是个地政学者，还是个出色的军事家。《中国豪杰》的最后一位是辛亥革命的其中一名领袖，至死为革命联合战线东奔西走，“无我”的黄兴。
从春秋时代一直到中华民国的初期，时间跨越了几乎两千四百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在每个时代变迁之际走上历史舞台的十六个人，他们的故事串起来就有了这本《中国豪杰》。这是一本“豪杰们的中国史”。换言之，这本书汇聚了每个时代的核心人物，是对每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用传记的方式写的中国的“豪杰列传”。这是最能打动人的方式，给人一种清爽的历史感。
书中出现的十六人当然每一个都是值得一写的豪杰，但更重要的是作者陈舜臣热爱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很深的认同感，是这种力量驱使他的写作。陈舜臣自己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指的是豪杰，也就是在各个标准下被视为杰出的人物），而我要从中国历史中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十六人来写。若要说这种选择有什么标准的话，那只能说是我个人的偏好。”他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一般，但我们只要再一次审视十六位人物的特点，就能看出作者的“个人偏好”到底是怎么样的。
要说十六个人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尽管各自度过了多姿多彩的人生，但内心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范蠡在越王勾践击破宿敌吴王夫差的那一刻已经意识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商人。张良在汉朝逐一铲除开国功臣之际表明自己要去修道当神仙，以此摆脱了权力的陷阱，得以天寿而终。他看透了掌握权力者的魔性，因此决定以保障自身安全为优先，是个“自保现实主义者”。与张良相对，冯道是侍奉五个王朝的专业政治家，耶律楚材从金国官僚转而为征服者成吉思汗服务，他们敏锐地洞察了时代的动向，自己进入权力机关的核心，努力避免发生野蛮的流血事件，他们是“走权力钢丝的现实主义者”。
走钢丝给人的印象是机会主义者的所为，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陈舜臣对表面上是“变节者”，而其实是经历了多次复杂转变的冯道与耶律楚材给予豪杰这种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是极致的现实主义者，一边直视现实，一边心怀社会全体，希望能为人民争取到幸福，其实他们内心也有热情与理想。其中耶律楚材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一生努力建设能够融和蒙古族、契丹族、汉族所有人的社会，应该说，耶律楚材是陈舜臣最喜爱的一位豪杰。
本书描绘的人物们的一个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怀揣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平衡，每个人有各自的做法。前秦苻坚希望建设“诸民族融和的大帝国”，他采取了激进的民族混居政策，结果遇到了极大的反弹，最终身死国破。王安石想要救济贫苦的民众，因此推行了激进的新法改革，结果不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反而削弱了北宋的国力。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导致理想无法实现的例子。然而，对这些过于理想主义而遭遇挫折的豪杰，作者描述的笔触也是很温和的。由此可见他钟爱笔下的这些人物。
很明显，陈舜臣钟爱的这些杰出人物的核心“理想”是超越时代的，而且相互也有一致性。这就是打破狭隘民族主义，不被民族界限所限制，让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都能得到幸福，以此来构建新的社会。这种简单明了的终极人文主义正是作为“豪杰们的中国史”的本书《中国豪杰》中贯彻始终的主旋律。这也是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作家陈舜臣自身血肉化成的一种理想主义与最高级的儒家人文主义的完美结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