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海上贸易逐渐繁盛，舰船越来越多，大家都愿意在可控风险范围之内，好好做生意赚钱，海盗们大多数愿意放下武器，这时就开始有新的国际公约，对海上贸易和海上航运进行保护，这个义务就交给海权强国，或者航道所在国海军来负责，商船就只负责交易和运输，如果继续自我武装，继续商船武装化，那么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潜在海盗，这种会给大家都多添麻烦的武装商船，在大多数港口都不受欢迎，甚至会被拒绝入港。于是愿意放下武器，干干净净做交易的商船就逐渐成为主流。
这时，有港口的国家，要赚钱就要吸引更多商船前来进行贸易，哪怕是临时停靠，补充一些物资，也都是对本地经济的促进。但是如果你航道治理不力，附近海域海盗横行，商船就不愿意来，所以切实保证附近海域、航道的安全，就成了很多国家的共识。
这样一来，大多数国际航道的安全开始得到保障，实际上到了近代，大多数国际航道是非常安全的，这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反倒是那些武装商船，就如同我们正常人上街溜达闲逛，肯定会提防和远离那种提刀带棒的潜在凶徒一样。
国际地缘政治变化，有时会在某些地区出现高风险区，比如曾经的马六甲海峡，比如曾经的亚丁湾，周边国家海军力量薄弱，甚至出现严重腐败，与海盗互相勾结，形成海上劫掠的高发区。只是如同我们在生活中，某些时候得知某些地区治安突然恶化，但是相信我，现代海盗的多发地区，说明这个海域的航道生意兴隆，海上航运非常繁忙，大多数海盗也只是劫财，尽量避免出人命。海上贸易遇到海盗，亏损有保险公司负担，风险远比想象的低。如果当地出现那种不但劫财，还滥杀无辜的海盗，当地那种腐败海上执法保护伞完全没有保护作用，平常那些大国是懒得来管这种小地方的烂事，但是要是出现有人伤亡，性质就不一样了。海上贸易背后的远洋货运集团，以及负担巨额保险赔偿的保险公司背后的国际财团，一旦发力，这种小国家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以现代海上贸易的规模，这些热点沿海地区的海盗，没想象中那么夸张。根据2009年的公开报道，最猖獗的索马里海盗，总共劫持了47艘商船，而同年，仅我国通过亚丁湾的商船就高达1200艘，据报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也就是240艘商船，都遭受过海盗攻击，但在整个索马里海盗最猖獗的那十年，我国被劫持的商船也只是个位数，也都通过联系当地部落长老，谈判赎回，如果单算索马里海盗对海运造成的财产损失，说起来非常可笑，索马里海盗的所有劫掠成果，加在一起，都远不及台湾“长赐”号搁浅苏伊士运河，对国际航运业造成的损失大。
我们国家建国之初，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海运船只的建造又是需要大量投资的项目，所以在最初三十年，我们简陋的海运，还一直受西方的压制，就连台湾海峡都无法正常通航，而绕道台湾以东海域，就要绕一个大圈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国家沿海南北海运居然是中断的。
除了台湾海峡无法正常通航，有时在台湾周边海域航行的商船，还有遭到国民党海军劫持的，因此在198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的商船大的都是武装商船，会配备一些武装，而船员也大多是退役海军官兵，也能够操纵这些武器。
这样就避免了被轻易劫持，但是当时原本就少的国际贸易里，我们商船到国外港口停靠补给，每一个港口，每一次停靠，都需要国家出面，事先与海港所在国专门谈判，有些国家理解我们商船武装的政治因素，会给予一些照顾，让我们靠港贸易或补给，但也有很多港口，都是直接拒绝我们商船进港。
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海运，商船的数量大大增加，已经不可能每艘商船，每一次离靠港，都由国家出面解决，加上台海航运也不再有劫掠的情况，所以在19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也开始解除商船武装，融入正常的国际贸易途径，随着经济建设大环境发展。到本世纪初，亚丁湾闹海盗时，我们自己已经有能力派遣远洋海军编队护航，这是一种进步。相反，让商船重新武装起来保护自己，才是一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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